1908年8月9日，周立波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今益阳市赫山区）邓石桥清溪村（对于家乡，他曾作诗“说是清溪没有溪，田塍道上草凄凄。山边大树迎风啸，村外机车逐鸟啼”）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他原名周绍仪，“立波”是 他取“自由”的英文“liberty”给自己起的笔名。1924年秋考入长沙省立第一中学，在师长王季范、徐特立等影响教育下，思想追求进步，喜爱新文学。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辍学回县在高小任教。1928年春随周起应(周扬)到上海，后考入江湾劳动大学经济系学习，参加革命互济会活动。 　　1930年春因散发传单，他被校方开除。不久返乡，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和翻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立波到上海神州国光社当校对员。1932年因参加工人罢工被捕入狱。1934年7月被保释出狱。后在上海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编辑左联秘密会刊，任中共左联党团成员，并任《时事新报》副刊《每周文学》编辑。他积极从事左翼文艺运动，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秘密的中国》，译著近百万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日战争工作，任战地记者，写出报告文学与散文集。1938年冬到湖南沅陵参与地下党领导工作，并参加编辑《抗战日报》。1939年5月被周恩来调到桂林，任《救亡日报》编辑，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筹备委员。同年12月到达延安，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处处长兼文学系教员，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执行委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4年任《解放日报》社副刊部副部长并主编文艺副刊，同年冬任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司令部秘书，随军南征。 　　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周立波任中原军区《七七日报》《中原日报》社副社长。1946年后被调往东北，先后任中共区委宣传委员、松江省委宣传处处长等职，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并编辑《松江农民报》。1947年开始创作其最重要的作品《暴风骤雨》，1948年调任东北文协《文学战线》主编，1949年7月被选为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协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研究室主任、政务院文化部编审处负责人、湖南省文联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等职，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连续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和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并兼《人民文学》编委和《湖南文学》主编。 　　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参与编剧拍摄的《解放了的中国》影片，先后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湘江之夜》获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周立波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主义乡土文学作家；从1955年至1965年，他回家乡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20多篇乡土短篇小说开创了乡土文学的新主题、新风格，与同时期的著名乡土作家赵树理享有“南周北赵”之美誉。 　　1979年9月25日，周立波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他的作品被编为《周立波短篇小说集》《周立波散文集》《周立波选集》《立波文集》等出版。周立波同志在四十多年的革命文学道路上，集作家、学者、战士于一身，一生共创作了300多万字的著作，创作的作品思想深刻，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他以真诚的笔调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进步，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孙犁、赵树理、周立波和柳青四位作家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 因为在相当长时期内，在作品的深度、广度、力度上还没有人能超越他们。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柳青的《创业史》为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时期的代表作，可登农村文学作品的经典殿堂。

《暴风骤雨》

　　《暴风骤雨》是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驾齐驱的反映土地改革的经典著作。 　　故事讲述的是以东北地区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描绘出土地改革这场波 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的画卷，把中国农村冲破几千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在读者的面前，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冲破封建罗网，朝着解放的大道迅跑的革命精神。1948年完成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创作，这篇作品曾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三等奖。作品主要人物赵玉林、郭全海、老孙头。　小说描写了东北地区一个名叫元茂屯的村子从1946年到1947年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以赵玉林为中心人物，展现了元茂屯农民对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斗争，后以赵玉林在剿匪中英勇牺牲结束。第二部写一年后萧队长带领工作队再进元茂屯，扭转出现反复的不利形势。主人公是郭全海，他带领农民继续赵玉林等人的未竟事业，进行锄奸反特和对地主杜善人的斗争，最后巩固了胜利果实，并带头参加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小说在广阔的背景上，深刻地表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广大解放区农村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真实面貌，热情地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农民奋起推翻封建主义的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从而告诉读者：土地改革不仅铲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推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社会风貌，而且有力地启发了各阶层农民的阶级觉悟，改变了农民的精神面貌，并且其中一些先进农民还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冲决封建罗网，正朝着解放大道迅速奔跑。

《山乡巨变》

　　《山乡巨变》可以说是《暴风骤雨》的续篇，虽然一个写的是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一个写的却是湖南山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它们是中国农村的两次“暴风骤雨”。 　　小说集中深入地描写了一个僻静的山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引起的异常深广的变化——相沿几午年的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古旧的社会习俗，家庭生活以及人和人的关系等，在一个短时期中被连根掀翻。作者用细腻的自我批评，带着亲切的乡士气息，刻画了几个革命干部和农民的形象，其中邓秀梅、李月辉、陈在春、盛佑亭等，各有自己鲜明的性格和特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根据这部小说创作的同名连环画也堪称经典之作。

编辑本段人物评价

　　普列汉诺夫说过：“愈是大作家，他的作品的性质由他的时代的性质而定的这种关联也就愈强烈愈鲜明。”周立波生活在一个“盈满了忧郁的酸辛的泪水，也迸发着庄严的战斗的火花”的时代。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赴后继，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然后又在旧社会的废墟上，用双手和智慧艰苦而英勇地建设着社会主义新生活的时代。周立波就是由这样伟大的时代造就的杰出的作家。他毕生的文学活动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正像周扬所说的：“在各个历史阶段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创作步伐始终是和中国革命同一步调的。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巨大规模及其具有的宏伟气势。如果说他的作品还有某些粗犷之处，精雕细刻不够，但整个作品的气势和热情就足以补偿这一切。他的作品中仍然不缺少生动精致、引人入胜的描绘 。作者和革命本身在情感和精神上好像就是合为一体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立波首先是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然后才是一个作家。立波从来没有把这个地位摆颠倒过。”（《怀念立波》） 　　作为一位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杰出的作家，立波自觉地执行党的文艺路线，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指引的方向，坚持投身于伟大时代的激流，扎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土。他到过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参加过“第二次长征”——跟随三五九旅南下抗日；建国初期曾三次到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深入生活；但更多的时间则是泡在农村里。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东北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50年代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他又举家南迁，从北京回到家乡益阳农村，建立长期的生活和创作基地。正因为他毕生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所以他才能够创作出《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那样的脍炙人口的长篇巨制，《山那面人家》、《湘江一夜》等一系列优秀短篇，和《韶山的节日》、《战场三记》等传世的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为我国现代和当代文学史增添了珍贵的精品力作。他被文学界和读者公认为描写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铁笔”和“圣手”，素有“南周（立波）北赵（树理）”之美誉。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曾荣获前苏联国家奖——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和《山那面人家》等作品，曾被译成俄、日、英、德、捷、匈、法、越等国文字，介绍到国外，在海外拥有广大读者。他在“文革”后复出时创作的短篇小说《湘江一夜》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更标志着其晚年的小说创作已登上一个新的高峰。 　　周立波文学道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闪光点，是他那永不满足、不断探索创新的艺术追求精神。他总是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适应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审美需求，虚心倾听广大读者和评论家的意见，从题材、语言和风格上寻求自我突破。经过自我选择和调整，他发现自己的艺术天地是在农村，只要写农村，写农民，他就能获得最充分的外在和内在自由，进入最佳的创作心境。在艺术风格上，他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那里汲取丰富的营养，而把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使自己的作品呈现出越来越浓郁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精神。茅盾在评论周立波的小说创作时，曾经精辟地指出：“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旧传统的优点而不受它的拘束。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茅盾特别赞赏《山乡巨变》“结构整齐，层次分明，笔墨干净，勾勒人物，朴素遒劲”；“他是越来越洗炼了，而且，在紧锣密鼓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小事，亦颇幽默可喜”。这些，正是立波个人风格的重要特色。而其短篇杰作艺术上凝炼、淡雅、精美的程度，甚至连他的长篇小说也有所不及。 　　立波逝世以后，我曾去访问他的知交、当年尚健在的老作家严文井。文井同志是这样来认识和评价这位跟自己有将近40年交情的亡友的：“立波是一位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家，对他的著作，可以作出各种评价。但无论怎样评价，都得承认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其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像他这样的作家，真正的作家，在中国并不很多。”文井同志还深情地对笔者说：“我总觉得，像立波这样一位有理想、有抱负而又有深厚的文学修养的作家，似乎还未能充分抒展他的才华，他敏于观察，富有幽默感和表现力，他完全应该而且可能写出更多的有更高的文学价值，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多侧面和多种人物的传世之作。他去世是太早了一点，我总感到他还有些发人深省的话没有说出来，还有一些叫人一唱三叹的作品没有写出来。”这恳切的言辞里，该包含着对立波多少尊敬、热爱、惋惜之情啊！ 　　周立波从青年时代就热烈地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直至将英语“自由”（Liberty）的译音“立波”取代自己原来的名字。正是基于这种崇高的信念，他才把自己文学创作的基调定为歌唱“美丽和真诚”，也歌唱“刚强和反叛”。在延安时，他就被认为是“歌颂光明”派。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歌唱美丽，歌唱真诚”也就成了他心中的歌的更加鲜明突出的主旋律。周立波对社会主义的神州大地将要遍开美丽的玫瑰是想到了、也看到了，并且是极力加以歌颂的，但是，毋庸讳言，他对前进的道路上还会布满蒺藜却是估计不足的。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不能不感到有些惶惑、茫然，由于对生活“看不准”，以致不得不保持某种沉默——在那个特定的岁月，就是“看准了”，又何能畅所欲言？！更不用说，“文革”十年浩劫吞噬了他最宝贵的年华，摧残了他的身体健康，完全剥夺了他为人民写作的权利！这些，也许就是这位杰出作家尚未能充分舒展其才华，留下更多叫人一唱三叹的传世之作的原因吧？ 　　中国现代、当代文坛灿烂星空中的一颗巨星虽然已经陨落，但它的光辉却永远留在人间。周立波留给人们的，不仅有他半个世纪心血和智慧的结晶——300多万字的文学著作，而且有他为党和人民的文学事业奋斗终身的丰富的艺术经验，和贯穿一生的崇高的革命精神。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走过30年的光辉历程，祖国的前程更加充满阳光。随着“双百”方针的深入贯彻，为文艺家们提供了自由驰骋的最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