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益阳是一个有着浓厚宗教气氛的小城，从老益阳人口中常念叨的“九宫十八庙”的历史繁华景象来看，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庙宇景观也好，人文景观也行，但一个基本的实质我们不得不承认；那就是宗教文化。
　　
　　 宗教，是所有教派的总概念，老益阳曾有些什么宗教派别呢？
　　
　　 据益阳县志记载，老益阳县内曾有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也就是说，益阳除了世界流行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教派外，还额外有道教、和天主教，可说是古今中外的教派都有。除内容齐全外，其规模更是庞大，所谓的“九宫十八庙”，其实，所谓九与十八，不过是取数字大的缘故，即九与重九之意，实际上的宫和庙，远远大于九与十八，据县志记载和文史部门的归纳整理，在十九世纪末光绪年间，老益阳共有香火鼎盛的宫、寺、殿、庙、堂达四十八处，另外，还有些介乎于宗教与帮会间的组织十余个，这些宫、寺、殿、庙、堂可说信徒和礼拜的人数都在500人以上，有的甚至达数千人，在十九世纪的益阳城区，原有固定人口还不足三万，而当时大码头崛起时，新迁入和流动人口也就是三万多，一个还不到七万人口的城区，入教入会、信奉宗教的人数就达三万，可说当时除了未成年的儿童外和老人，几乎家家户户的成年人都是信教的（基督、天主教包括儿童），这种高比例的地方信教风气，并且是教种俱全，虽不能肯定为世界绝无仅有，至少在国内是罕见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形成益阳人如此高比例的信奉宗教？我们知道；一种地方民风的形成，无外乎是地理环境，历史传统和政治因素三大原因，益阳人到底是何种原因造成“全民信教”，并信奉得如此五花八门，乃至使整个益阳城区都笼罩在一种浓厚的宗教气氛之中，难道是益阳人有天生的慧根和悟性，或者说，益阳人和其他周边的人不同，是一种“民族特色”？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具体从益阳的教派起源和发展说起，否则，无法理清头绪，这里，就先从益阳最早的教派说起；
　　
　　
　　 一、佛教
　　
　　 益阳的宫、寺、殿、庙、堂虽然多，宗教的种类也齐全繁杂，但真正最早，且我们一直认为层次最高和最规范正统的则还应该是佛教。
　　
　　 益阳的佛教历史，县志是这样记载的；东晋宁康年间（373--375），印度高僧石如密陀与汉佛教南派领袖慧远禅师等人，来益阳县谈经论道，开始传播佛教，并选择境内的清秀山（即现在的碧云峰）建清修寺，踞会龙山修筑宝泉寺（后更名为栖霞寺）。
　　
　　 说到益阳佛教历史，这里不能不简述一下中国的佛教历史；
　　
　　 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孔子周游列国。张仪、苏秦合纵联横时期，佛教就应该来中原游说了，因那时一种成熟的学说都是以游说的形式来实行推广，而佛教也应该经历了这样的途径，只是无具体的历史记载，我们还不好肯定。但从后来秦始皇派人到海外求长生不老的丹方，汉明帝派人到天竺礼请佛教僧人的结果来看，这种在周朝佛教非正式的通往联系是有一定依据的。
　　
　　 佛教正式传来中国是在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这是有正式记载的。当时汉明帝到派人到天竺礼请佛教高僧竺法兰和摩腾来大汉，并以国宾礼节接待，天竺高僧来后，与汉明帝和士大夫们谈的很投机缘，汉明帝非常欢迎他们，希望他们能常住在大汉，并指派皇帝直接管辖的外交部------鸿胪寺接待他们。这之后，由于进一步洽谈和协商，天竺佛教总坛决定在大汉派遣常设佛教机构，而大汉也对这个机构非常重视，于是，给予它的政治级别和待遇就叫；寺。意即和外交部平级，属于九卿之列，也是东汉汉武帝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复行周礼的结果。其实，自秦、西汉以来，就曾废除了九卿九寺制度，但“独尊儒术”以后，周礼的旧制又重新恢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汉书》中能见到九寺大卿的原因，但自从汉明帝设立佛教机构以后，九寺变成了十寺，曰；白马寺，纪念纯洁的白马驮经而归的含意，因东汉定都洛阳，故洛阳白马寺为中国的第一佛寺。可见当时的皇帝和大臣们对佛学是何等的看重。
　　
　　 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个白马寺并不是后来佛教意义上的寺，而是佛学研究的一个衙门，说“洛阳白马寺为中国的第一佛寺”，是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开始的，话虽没错，但这个时期的佛寺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佛寺，因它此时还不是宗教，而是上层建筑的研究机构，属于教育范畴，是衙门。这也是我们在后来的历史，比如《三国演义》中能见到道、仙、神、巫，却偏偏见不到佛与僧或和尚的原因，因那时的佛还不是宗教。
　　
　　 佛学在中国进化演变为佛教，时间应该是北魏末年宣武帝以后的年代（500--532），印度高僧菩提达摩于此期间活动于洛阳，自然也是以白马寺为活动中心，倡二入四行之修禅原则（指理入、行入，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以《楞伽经》授徒。弟子有慧可、僧璨，璨弟子为道信，信弟子弘忍立东山法门，这就是后来佛教传颂的“禅宗五祖”，自然，佛教的许多清规戒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制定和逐步完善的。
　　
　　 也就是说，是菩提达摩把印度的佛学与中国的汉文化相结合，在中国首次创造了汉佛教。由于汉佛教结合中国自东汉末年以来的数百年战乱杀伐现状（即所谓的“红尘”），认为这种社会灾难的根源就是源于每个具体人心目中那种对名利追求的欲望（即魔障），而世人还浑浑噩噩的自以为是什么事业追求不止，其实，最终结果就是给社会和人类带来破坏和灾难。把这个道理讲明以后，达摩首次倡导那些还在认为是事业的权高位重的“英雄”们，要他们幡然醒悟，急流勇退，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悬崖勒马”，就是要那些在所谓事业途上正春风得意的人猛醒回头，要敢于主动放弃，日后才不会被动的失落，这些深奥的人生哲理与当时社会竞争的残酷现实结合讲佛，确实很令人猛醒，这种顿悟式的猛醒，就是汉文化的佛教特色；禅。当然，这种劝人放弃追求竞争，从哲学上宣扬空无的宗教学说，在战乱之后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因社会太需要稳定养息了，故一开始便受到士大夫阶层，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拥护赞同，其规很快便在国内普及开来。因此，达摩为中国佛教禅宗之始祖，又称达摩宗，也因自称得佛心印，佛心宗。
　　
　　 那么，汉传佛教既然以菩提达摩为始祖，是从五世纪开始，而益阳的两座寺则都是建立于三世纪，这样看来，益阳此时所建的还不能说是佛教寺庙，只能是佛学衙门或佛学府
　　
　　 具体讲，在三国末年和东晋时期，公元400年前，国内还没有佛教意义的寺庙出现，佛还停留在学术衙门的阶段，那么，也就是说，佛学到佛教的过渡，是在东晋末年和南北朝时期完成过渡的，
　　
　　 如果说东汉末年自豪强地主割据、黄巾暴动、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再到东晋的征服统一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剧烈动荡的历史年代的话，那么，这个时期的动荡主要体现在社会形态和物质利益方面，东晋统一后，新社会制度的确立，包括社会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的确立，则是社会精神形态最乱、最动荡的时期，之所以说它混乱动荡，是因为它不象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表现出来的那种活跃与积极进取的姿态，而是呈现出一种迷茫、失落和颓废的精神状态，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失望的时期，因经过三百多年的战乱，传统文化中的文韬武略，圣贤理论除了给社会制造出无尽的灾难和动荡外，似乎并比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安详和稳定。大动荡、大战乱既打破了汉代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打破了汉代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规范。因此，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失望和迷茫最早在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层反映出来，我们今天接触到的《桃花源记》和竹林七贤的文章就正是反映这个时期社会思想状况的，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时期很多文人的日子并不好过，说话，表达个人观点都不容易，很多时候还要拐弯抹角，而那些敢于直言的人却多半没有什么好下场，于是更多人便开始靠药物饮酒发泄自己不得志，郁郁寡欢的心情，有的便退隐山林，靠一些诗文向后人留下自己的感受，以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表现独特的魏晋文人风尚。这种社会清谈风尚，为佛学崇尚虚无、追求精神解脱的思想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为佛学过渡到佛教创造了社会条件。
　　
　　 但是，这种佛学过渡到佛教的现象，开始仅仅是表现在贵族阶层，国家衙门佛寺在贵族中开始向个人清修寺院转型，作为贵族阶层退隐山林清修的场所，这一点，我们从北朝中后期可以看到许多帝王和十多位帝后出家修行的现象，也可以从北朝中后期，寺院势力在贵族阶层的追捧中，江北地区的寺院迅速发展到3万余所、出家人达200余万的社会现象中看出端倪，不过这个时期的出家人，还不叫和尚和尼姑，因佛学还未正式转变为佛教，其清规戒律还未正式制定完善，我想，那个时期也是不需要剃光头的，虽儒术独尊的局面已经遭到质疑破坏，但中国人的“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的观念还是深入骨髓的，就连1000多年后满人入关后的剃发令居然要上升到“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厉程度，可见汉人对头发的重视程度达到何种地步，何况那时的孝道还是很有地位的，剃发就等于忤逆。自然，也没有固定模式的僧衣、鞋帽、袈裟和佛珠等，其穿着打扮就如当时社会时尚的知识分子打扮模样，宽袍大袖，不修边幅（包括孔融的不孝忤逆学说，都为以后的僧尼削发着衣打下了基础），因此，那时期的出家人也就不叫和尚尼姑，而叫僧侣、修士和居士或和上（与三界融会贯通的意思）。
　　
　　 那么，作为南方最早的寺庙----益阳的清修寺和宝泉寺，我们也就可以结合中国佛教历史的大环境趋势给它定性定位了，它正处在印度佛学到中国的佛教的过渡时期之中，因此，益阳这两处早期的佛学寺，应该是当时的达官显贵在这里修建的个人清修寺院，有点象后来的别墅和庄园的意味，象宝泉寺，相传为东晋孝武帝所建，看来，是有可能的。当然，那时寺院的主要作用还是研究修习佛学，但决不是后来向社会开放的礼佛宗教场所，这一点，作为益阳人，我们自己是要弄清楚的。
　　
　　 弄清这段历史，益阳的清修寺和宝泉寺便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即当时的佛学大师和皇帝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方的益阳最早建这两座寺院？
　　
　　 按理说，益阳虽然建县的历史早，但作为汉传佛教在南方的早期策源地是没有历史基础的，因这之前，益阳是没有佛学一说的，社会基础也谈不上，这除了益阳在当时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外，益阳人无论是在物质上，精神上还是文化习惯上，对佛学和佛教都没有需求，自然也无法达到那种境界，因佛教是在人们的追求感到再无法超越自我后的一种主动或被动的放弃而产生的，而益阳人地处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根本无法进行这种竞争追逐，故不具备社会条件。就是佛教在后来益阳鼎盛时期，多数益阳人也弄不清佛是一回什么事情，在多数益阳人看来，佛就是菩萨，是保佑他们升官发财、祛病免灾、早生贵子的神，神就在天上，举头三尺有神明，老百姓平时要多积德，多行善，做好事，当然，这是佛在益阳老百姓中收到的特殊效果，这只怕也是印度佛教始料不及的。
　　
　　 社会环境排除以后，那就只有一个原因了，那就是优美的自然环境，这一点倒是其它地方无法比拟的，益阳自古就有一条国内少有的清澈见底的河流，地处八百里洞庭南岸，山峰葱翠苍绿，正所谓山清水秀，就拿最早建寺的清秀山来说吧（现在叫碧云峰），历来就有小庐山之称，崖壁峻峭，曲径通幽。更有数条瀑布飞流直下，远观但见蓝天拥岱，近处则闻空谷回音，如诗如画，莫不感到人与自然溶为一体，感天地造化之大，叹人生算竟之渺，处此佳境，功名利禄早抛到九霄脑后，因此，益阳的清秀山和会龙山便成了公元三世纪中皇家贵族在南方建寺院的第一地选，至于益阳后来这两处寺院成为南方汉传佛教的策源地，那是后来发展的事情。但在早期，我们还是不得不佩服佛家的独具慧眼，这里确实是两处好地方！

伊斯兰教
　　
　　
　　 说起益阳的伊斯兰教，可能大多数益阳人不太清楚。但说起清真寺，上了五十多岁的人可能有印象，因在解放初期在东门口还有一座被日本飞机炸毁一角的清真寺，但如果再说起老益阳的回民饮食店，那只要上了三十五岁的本地益阳人就都清楚了，不就是河北汽车路那个地方的一个饮食店么？对！就是那个回民饮食店。
　　
　　 其实，回民饮食店，清真寺，都是伊斯兰教在益阳体现出来的两种形式，益阳有伊斯兰教，并且有数百年的历史。
　　
　　 据益阳县志载；伊斯兰教，旧称“回教”，“回回教”，“清真教”，“天方教”。明成化年间（1465--1487）开始传入县境，县内信伊斯兰教者皆回民。清乾隆年间，又宝庆迁入一批回教徒。......。
　　
　　 从这一段文字来看，益阳的伊斯兰教应该与益阳人没有什么联系，因清真寺不接纳非回民入教，而益阳人对伊斯兰教又毫无了解，虽同处一城，可说形同陌路，因此，这也是多数人不知益阳有伊斯兰教的缘故。
　　
　　 然而，益阳人虽不信伊斯兰教，却非常好客，与回民同处一城，起码的好客待人之道，决定了益阳人是能够和任何无敌意的外来人处理好关系的，和回民500多年的和睦相处就能说明这一点。
　　
　　 回民大量入住湖南，应该是从明朝初期开始的，回民原本西北的少数游牧民族，在中国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受阿拉伯、波斯等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影响，由于生存的原因，历史上曾与周边许多个民族发生矛盾纠纷，自然，与汉人的历史矛盾也很深，历史上所记载的“回教起义”，“回民造反”，“回纥叛乱”等，虽然贬多褒少，但都说明了回民一直处在被压迫统治的地位。其实，回民是一个很不好战，并且希望和热爱和平的民族，这从伊斯兰《古兰经》的教义、还是回民的生活习惯中都可以感觉出来。还是在元朝蒙古人统治中国时，许多回民就被蒙古人征用挟持南下，按理说，回民南下后的地位是很高的，因蒙古人政治上实行“四等人”制，地位明显的高于汉人和“南蛮”，对于汉人来说，也应该属于“外来侵略统治者”，但天性善良的回民并不为虎作伥，在对待汉人的统治管理上，明显的流露出同情和体现人性，因此，汉人对回人并不反感仇视，并还有同病相怜的感觉。
　　
　　 十三世纪中期，汉人各地暴动起义时，在汉人土地上的回民明显的表现出了中立的姿态，尤其是在元朝后期败落时，许多元朝投降明朝的军队，更是用留在明朝军队里表明了归顺汉人的立场，湖南，包括南方诸省的回民也都是在明朝洪武年间留下来的，由于留下来“驻地屯垦居业”的主要是军队，在朱元璋平定统一天下后，其女人和家属也陆陆续续迁来定居，于是，内地的回民人数近一步扩大。然而，回民人数虽然在内地扩大，当时的益阳却没有回民定居，湖南的回民主要集中在邵阳、常德两地区，益阳的回民是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由常德过来的，过来的原因主要是因那期间沅水流域常发大水，回民比当地居民更不适应水淹的生活，于是，以群居和家族为单位的东南迁到益阳来，主要居住在益阳的东门口、马迹塘和三堂街，以后，由于益阳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很不错，在明成化年后期，又由宝庆（邵阳）迁入一批，这样，益阳回民的人数也就上了近5000人的规模，自然，回民是离不开伊斯兰教的，于是，在益阳境内也就出现了三所清真寺，分别坐落在东门口、马迹塘和三堂街。
　　
　　 前面说了，益阳本地人对伊斯兰教是既不了解，也不介入。但由于益阳人厚道，对回民的生活习惯却是相当尊重、并认为是先进的地方还学习的，比如，回民特讲究卫生，所谓清真寺，就是清洁真实的意思，回民常年都是鲜亮的衣服，戴白帽子，家中盛水用一个汤瓶（又名洗壶），饭前便后都要从汤瓶放水冲洗，就象今天的自来水一样，益阳人虽没用汤瓶，但对于这种清洁习惯却还是很欣赏的，衣服常年洗得鲜亮，益阳人更是学到了家，这也是益阳人比外地人讲究穿着的原因。当然，回民也是不食猪肉和狗肉的，原因还是回民讲究清洁，而猪狗，尤其是猪则是动物中最不讲卫生的，所以，回民连猪看都不看，即使碰上，也要转过身去回避。益阳人这一点做不到，但却尽量避免吃狗肉，以至今天都还有狗肉是厌物的说法。
　　
　　 至于这三处清真寺的内情，后来通过调查了解也知道些大概；所谓清真寺，它与当地庙宇的最大区别就是；房屋是坐西朝东，外面的墙壁粉成白色，尖屋顶，窗户的玻璃成五颜六色，正堂两边是两个巨大的澡堂，走进正堂，和益阳本地的庙宇区别就更大，首先是没有神龛，自然也就没有菩萨，正堂中间挂一块大壁毯，上面写着蚯蚓回文（阿拉伯文）中间画一只白虎。壁毯的下面放一张简朴的讲台，整个空荡的大堂内却铺着地毯，据说，在阿訇主持祷告仪式时，全体信徒都站着，双手合十头向天跟着阿訇念古兰经，根本就不用下跪，但这样的隆重仪式一年只有三次，即三大节日(圣纪、开斋节、古尔邦节)，这除了要戴白帽，还要穿白袍，几乎全体教徒都要到齐。但平时的周礼拜却十分随便，除白帽是回民的随身服饰之外，其穿着就和当地人无二，仪式也十分简单，即开始由阿訇主持作祷告，念；阿敏！两字表示完毕，时间不到一袋烟的功夫，结束后就开始搞其它的活动，比如主持婚礼，葬礼或其它内部纠纷（回民内部再大的矛盾纠纷都是清真寺处理，不通过官府），但通常情况都是席地而坐听故事，讲故事的人可以是任何教徒，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什么等级尊严之分，但故事的内容却紧扣两个主题，一是古兰经的成语解释和故事经过，再就是讲回人的文化历史（当时有益阳本地其他庙宇的人揶揄清真寺，说他们是说书的和洗澡的），但有一点要说明，他们的古兰经和讲的故事，都是汉字和当地语言，也就是说，形式上已经完全汉化，所区别的只是内容而已，益阳的清真寺，真正的作用不还是回民文化的教育与传承场所。
　　
　　 但回民对益阳人的影响，最大的只怕还是在汽车路的回民饮食店了。回民饮食店了之所以对益阳人影响大，这除了时间上离我们最近，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经营，最主要的是它表现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特色；大家都知道，计划经济时期的日子是相当艰苦的，即使是六十年代中期稍微稳定一点后，其生活物质也相当紧张，那时城市人口每个月半市斤肉的计划，为买这半斤肉要一清早去排队，还经常买不到，便只有挪到下个月再买，实际上是半斤猪肉都无法保证，这对今天的人来讲，简直是不敢想像的事情，可见那时的生活是多么艰苦，人们是多么的想吃肉。然而，那时的民族政策却出奇的优厚，回民却有牛羊肉供应，并且，每月还有六斤的计划（当时许多人都在猜想一个问题，湖南有这么多少数民族，为什么偏对回民有这种优待？猜测的结论居然是；当时上演一部电影叫《回民支队》，表明国家优待回民的信息，防止他们跑到苏联去，故此特殊照顾），当然，最能使益阳人看到实惠的便是这家回民饮食店了，据说每天有三十斤的计划。
　　
　　 按理说，回民饮食店应该是专卖牛、羊、马、驼肉，这是伊斯兰教千年不变的戒律，然而，当人穷凶饿急的时候，这戒律也是可以不遵守的，况那时肉食公司没有那么多牛、羊、马、驼肉供应，于是，便将牛、羊、马、驼肉的计划变换成猪的小货，所谓小货，就是除猪肉之外的肚货，头皮尾巴猪脚之类，当然，这也是按计划指标折算的，这样一来，确实使不少的益阳人在回民饮食店里解了馋，我记得回民店还是遵守不卖酒的规矩，那时许多来回民饮食店的食客都是自带红薯酒，5分钱买碗猪血，1毛钱一小碗猪肺汤，3毛钱一碗的猪下水，5毛钱一小钵猪蹄，6毛钱一钵粉蒸排骨，如果还要奢华，8毛钱再来碗红烧肉，再加上自带买来的半斤鱼皮花生，那个酒喝得香啊！简直就是神仙过的日子！......直到许多年过去了，还使许多老益阳人回忆起那家回民饮食店，那些戴着白帽子的回民服务员。
　　
　　 不过，后来听说，那些戴白帽的并不是真正的回民，真正的回民是绝不会卖猪肉的，他们早在解放后和实行人民公社时期就陆续回宁夏去了，留下的也基本上汉化或杂种，有的也不大承认自己是回民，而老益阳市之所以还打这块回民饮食店的招牌，是因为那时的一切计划都要上报国务院，经国家计委按指标分配，以回民的名义可以为老益阳市多截下些肉指标，客观上，也等于为地方做了一件好事，看来，即使再严格的计划经济时期，虽没有贪污腐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
　　
　　 炸毁一角的清真寺于解放后拆毁，回民饮食店亦于1989年因体制的原因倒闭。

三、基督新教
　　　　
　　　　益阳县志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基督教新教开始传入县境，其教派有四；
　　　　
　　　　一.循道公会，新建是称伦敦会隶属英国差会管辖。......
　　　　
　　　　二.中华信义会，挪威籍牧师原明道、益阳籍教徒刘复生来县传教布道，在县城头堡建福音堂。后又于城内五马坊建信义会总堂，成立“益阳信义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牧师赫资伯（挪威）等在桃花仑另设教堂，与五马坊教堂分离，另里门户，其组织系统俱归挪威差会统管，后成立湘中信义会，辖管长沙、宁乡、益阳（五马坊）、桃花仑、沅江、安化、东坪、新化等8个公会，每个公会又辖十余个区会与分会........
　　　　
　　　　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隶属美国差会。民国元年，湖南区会会长美籍牧师怀德应、益阳籍教徒谭绍真、李晓辉，在县城乾元宫河岸设坛传教，民国十七年下播农村.......
　　　　
　　　　四.真耶稣教会，真耶稣教会远系一种土教，多由国人自办，民国8年（1919）益阳循道公会教徒陈溪庭，退出循道公会创办......
　　　　
　　　　四会总共信徒近7000人......
　　　　
　　　　县志上对这段文字记载得最多，这里摘录也最多，之所以要这样详细记载和摘录，是因为这个基督教离我们最近，对益阳的影响改观也最大，而其组织、规模也似乎最大，尤其是这其中的中华信义会，竟然辖管长沙、宁乡等地，其会员信徒也最多，达1145人。
　　　　
　　　　所谓基督，是“基利斯督”的简称，意思是上帝差遣来的受膏者，为基督宗教对耶稣的专称。所谓基督宗教，是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各教派的统称。该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于公元1世纪由巴勒斯坦拿撒勒人耶稣创立。相传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为圣灵感孕童贞女玛丽娅而降生；传说他掌握了很多神术，让瞎子复明，跛子行走，死人复活，但是因为犹太公会不满耶稣基督自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唯一的救赎主，把他交给罗马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据传死后第三天复活，显现于诸位门徒，复活第40天后升天；据称还会于世界末日再度降临人间，拯救人类，审判世界。他的受难是12使徒中的犹大叛卖造成的，受难日为星期五，最后的晚餐连耶稣有13人，所以在西方，13是人们忌讳的数字，并且与星期五一起视为凶日。
　　　　
　　　　基督宗教最早于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传入中国，当时，由于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上帝创世说”与东方文化相冲突，因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因此，只有上帝才是至高无上的，而所有的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所以，都应该是平等的，但此时大唐正实行君臣父子等级制约的专制文化，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人之龙，是天子，信奉的是“官有几品，人有几等”，“蛇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得民心者得天下”，若“天子”与老百姓人人平等，没有上下尊卑，岂不乱了套？于是，被当时的上层建筑斥之为邪端异说，并被明令禁止传播。
　　　　
　　　　元朝时期，基督教（景教和罗马公教）随蒙古人南下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但由于元朝时期只注重武力，不太看重思想意识形态的文化建设，再加上社会矛盾和自然灾害现象严重，所以，基督教也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传播环境，随着元朝的灭亡，其传教者色目人则被列为鞑子，属驱逐剿灭之列，基督教的传播也就中断退出。
　　　　
　　　　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来利玛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但随着明朝的灭亡，也就中断了。
　　　　
　　　　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看到清政府特别重视佛教，罗马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天主并列的一个支派）以“原罪救赎说”为主要教义，通过清政府的同意入住中国，于是，基督教也学乖了，这次不再以“上帝创世说”为主要教义，而是以“天堂地狱说”为主要教义，通过清政府的同意，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罗马公教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
　　　　
　　　　基督、天主、东正三大教派尽管有分歧，《圣经》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也尽管内容方法有区别，但他们的基本教义都是相同的，即三大说；上帝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天堂地狱说。并且都是依照这个教义的递延顺序解释《圣经》和传播教义，可到中国来之后，不得不依照中国文化之现状作些调整，分别把二、三教义作为首要教义在中国取得立足地位，并以此为主要教义传播，这种本末倒置的结果，除了逻辑上的颠倒混乱之外，其结果便是产生了洪秀全这样的宗教怪胎，1843年，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教义，自称“上帝是吾生父，耶稣是吾胞兄”建立“拜上帝会”，后来建立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以至洪秀全在后来主政议事下达“圣旨”时，都不得不装神弄鬼，以上帝附体的名义来表演。
　　　　
　　　　至于文革时期所批判的说的基督教是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进来的，显然是没有弄清楚历史，再至于二者是不是一码事，基督教是不是“精神鸦片”，这里也不作评述，这里要说的还是益阳的基督教；
　　　　
　　　　从县志记载的时间上可看得出；益阳的基督教是在鸦片战争六十年以后进来的，距鸦片战争已经有两三代人的时间，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次来益阳所传的基督教属于新教，其教义的顺序也纠正过来，以“上帝创世说”为首义，其进来的形式也多是由益阳籍人士引进联合创办，有点象今天招商引资的味道，但所处的这个时间，则属于中国历史转型的关键时刻，就象梁启超当时新诗所描述的那样；变法者的鲜血，染红了天边的彩霞，迎来了二十世纪中华黎明的曙光......。益阳的基督教就正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落户的益阳。
　　　　
　　　　但这里还得要说明一下益阳本地的小环境；此时的益阳，正处在大码头商业水运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银益阳”、“大码头”的赞誉名称正被国内工商界一致认可肯定。但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十五里麻石街，有着“九宫十八庙”，到处都是店铺门面的老益阳城区，居然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或者说，整个老益阳城没有一所现代教育的学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失。
　　　　
　　　　还更要说明的是；新入住的基督教，虽有四个教会，但却是其中的“中华信义会”对益阳的影响和改造最大，自然，这四个教会也数“中华信义会”的规模最大，人数也最多，教会下设的四个教堂；慈善堂，乐善堂，同善堂，从善堂。这些堂的机构内又再设具体的公益项目，如育婴院和瞽目院等，当然，对于益阳城市的这种文化缺失他们自然旁观者清，在传播教义的同时，具体开展了这个城市的精神建设拯救工作，首先便是从教育开始，这是提高当地人口素质的工作，先后建成和完善了信义小学、信义中学、信义大学。其次是从医疗着手，这是保障当地身体素质的工作，一座具有现代医学理念的信义医院落成，首次在益阳引进了西医。再次是传播和实践基督教义，这是拯救人们灵魂的工作，信义教堂、育婴堂和瞽目院先后建成并开展工作。把中国传统的积德行善道德扶助实施。再再次是开展现代信息的交流，第一次在益阳人的思维概念中打进了“电信局”这个名词，以至当时的益阳人解释起来，都只能用顺风耳和千里目这样的神话去理解。目前，这些公益事业已深深的融入益阳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是现今益阳最有人气也最有效益的事业单位，而这些，都是挪威基督教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创办的。
　　　　
　　　　如果这些公益事业起到的只是为益阳人的日常生活服务，那么，信义小学、信义中学、信义大学所实施的教育却是确有成效的为益阳的发展服务了，我们现在还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益阳信义中学，在上世纪初创办以后，当时无论从教学的理念，学习的方法以及所学习的内容，都优秀和超前于国内同行业的学校，这所学校，虽处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区，可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学子，其知识见解一点都不比大城市差，也是这所学校，培养和造就了当时国家和人类最优秀的人才，象周扬、周立波、钱歌川，林凡、莫硬丰、何凤山......尤其是这个何凤山，在二十一世纪初被全世界敬仰为国际义人，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称颂和瞻仰......
　　　　
　　　　但基督教和益阳人最近距离的接触，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1944年曾一度占领益阳的资水南岸，也就是挪威人所在的桃花仑一带，当时迫于对学生的保护，信义系列学校迁往后方安全地带，而挪威人办的信义电讯、医院和教堂则公开的放弃中立的立场，果敢地和益阳军民迁往河北和益阳人民一道联手抗日，现在许多上年纪的老益阳人都还记忆犹新，挪威人当时不但救助伤员不要钱，而且，他们的医生和护士还直接跑到硝烟弥漫的战场救护被日本人打伤和炸伤的军人和老百姓，并用生疏的中国话大声告戒；“伤员不要喝生水！”。
　　　　
　　　　这场隔河僵持战结束时，信义医院救护的伤残人员达三千多人，有的住院达半年之久，而信义医院在无偿的抢救中，不但未收一分钱，而且，始终都是尽心尽力，现在许多益阳的老人回忆起来，都还怀念感激不已，有的还把那基督教的红十字旗神话，说红十字旗是作了法的，日本人的飞机不敢炸十字旗，因此，许多人便跑到十字旗的周围躲避日本的炸弹，但是，这些躲避日本炸弹的益阳人，却并不知道基督教，也不记得信义医院，他们只记得“老蛙国”（挪威的老益阳腔读音），口口声声都说老蛙国是好人！以至在文革时期还闹出一则笑话；当时国家5.20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反帝的行动，印度支那三国中就有一个老挝，工宣队一个队长误把老挝理解为“老蛙”，在声讨美帝的时候，大讲老挝国的好处，并以身说法说自己就是老挝国接生的，老挝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对益阳人民有恩......他本来还要多说些“老蛙国”好处时，接到在下听训一“牛鬼蛇神”递的纸条，告诉他此老挝非彼“老蛙”，彼“老蛙”即挪威，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该工宣队长才停止继续以身说法，但所说的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可见益阳人对挪威人的情感，而挪威人则是以基督教传教的名义进入益阳的......。
　　　　
　　　　基督教本是以传教为己任，但挪威在益阳的“中华信义会”，却为何把教会办成如此一个巨大的投资机构，并把这个投资地点选择在益阳，是挪威人想重新诠释实践基督教？也还是挪威人想在益阳安家落户？我们无法得知，但益阳这个地方能被挪威人在万里之外选中，也算缘分。
　　　　
　　 然而，由于世界意识形态的原因，这种已经溶合的文化终于被世界划为两大阵营的原因间开了，1949年7月底，宣布和平起义但还身着全副美式装备的姜亚勋部向湘中信义会发出了最后通牒；限在益阳传教的原外籍人员于解放军进城之前撤离益阳城区。这次撤走大部分后，余下的处理遗留事物的外籍和已取得外籍的人员，于1951年底，全部回国，剩下的本籍教徒均纳入“三自”（自养、自传、自治）革新学习委员会,这种溶合近半个世纪的合璧文化从此回归原位。

道教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教，创立于东汉顺帝(公元126---144年)时期。在文化传统上，道教承传了华夏古代的传统礼乐文明；在这一理论上，道教直接吸收并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在实践上，道教继承了先秦时期士，神仙的修炼经验和成果。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概括起来有：道教宇宙观，道教人生观，道教哲学，道教神学，道功道术，斋醮仪范，医学养生，阴阳风水，命相预测，道场法事，道教武术，道教音乐等十二个方面。
　　　　
　　　　按理说，我们能说清楚或基本上能讲出外来宗教的所以然来，对于本土的宗教就应该如数家珍般的讲清和道明，然而，老汉我穷尽大半辈子精力，至今还不敢说对道教有一个轮廓样的概念认识，这除了道教涉足的领域广，表现的形式杂，而思想理论的模式呈纵深状以外，最主要的还是道教已演化成中国人结构中的一个成分，使中国人成为特殊。
　　　　
　　　　我们常说；人在认识了解世界的过程中，最难的就是认识了解自己，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智慧能制造出高智慧的电脑，上太空的飞船，下深海的潜艇，却难以制造人类自己的缘故，鲁迅曾经说过；“了解中国的道教，等于了解大半个中国”和“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但本篇文章既然是说益阳的宗教，作为本土教的道教，尤其是在老益阳占百分之八十以上份额的道教，也不得不竭尽我们的知识来作一个介绍；
　　　　
　　　　老益阳人口中常念叨的“九宫十八庙”，概括起来，都属于道教，也就是说，除了外来教以外，益阳本土的宗教形式，都属于道教。
　　　　
　　　　但严格的理论起来，老益阳又可说没有一家真正的道教，因真正的道教之所叫“观”，按规定讲应该有住观的道士，并还应该有掌门人和派辈，这些，在“九宫十八庙”中都是没有。如果要仔细刨历史的话，倒是可以追溯到南朝的宋代，公元五世纪（420年---489年之间），道徒潘子良于县境浮邱山采药炼丹，自号浮邱子，筑浮邱观。尔后，县内陆续建有太清宫、玉皇殿、寿星观、真武宫、东岳宫、南岳宫等道观。在清初，全县道徒达到三千人，朝廷在浮邱观设“道纪司”统管，但由于满清入关后，崇尚佛教，宗教以信佛为主，故在乾隆初期，道纪司停办，道观全部转卖给佛教，一时出现“僧占道观”的现象，而道教所供奉的那些神，则还留在原道观里，于是，在乾隆年以后，益阳出现了“百神杂祀”的奇怪人文风俗，那些改成了寺的原道观，很正宗、正规的住进了和尚，而所有道教供奉的神，虽然都还占有一席之地，则成了寺庙的财产，等于都皈依了佛教，这也是清朝入关以来对中国宗教历史的一大改变，而益阳也就自乾隆年间以后，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道士。
　　　　
　　　　可这种宗教史上的重大改变，对益阳的老百姓来讲，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佛与道，对他们来讲，原本就没有必要深究和区分，只不过都是祛病免灾、保平安的神，从形式上来讲，反而觉得这种改变还要比以前正规些，因除了有多些菩萨保佑外，而和尚似乎也要比道士正规些，比如和尚有八戒，不沾荤腥和女人，没有家属亲戚，只一心向佛等。
　　　　
　　　　然而，益阳毕竟是一个有着上千年道教文化的城区，形式上的道士没有了，可道教的思想和观念却深入每个人的骨髓，并且，自乾隆宗教的主流形式改变以来，那些原有的几千道徒，虽没有了观，可人还在，道行道法还在，于是，在乾隆年以后，在益阳这个上千年道教文化的城区，演绎出了独具特色的益阳道教文化景观。具体讲，可分为以下几种形态；
　　　　
　　　　一、主体内容演变成行业协会和行政管理机构。老益阳的“九宫十八庙”，可说基本上都是行业管理协会，比如万寿宫为药材管理协会，三圣殿为屠宰协会，药王宫为郎中协会，帝主宫为纸业协会，南岳宫为香、烛、纸、神器经销协会，魏公庙为船排协会，轩辕殿为缝纫协会，武庙为武馆协会，鲁班庙为伞业协会等等，这些宫、殿、庙都供奉着各行各业的祖师爷，是各行各业会员入行和交流经验与参拜祖师爷的场所，同时，它也行使着很大的行政管理职能，如制定行规、产品标准和价格标准，协调行业内纠纷等，但最明显的行政职能还是代政府收费纳税，这些在外地完全应该是政府主管部门和商会担负的职责，在老益阳城区却全部由宫、殿、庙会义务承担起来，这不能不说是道教在益阳的一大发明和创造，也是益阳道教演变的一大特色。
　　　　
　　　　二、“师公子”。师公子在道教的正规名称中应该是“祭师”和“法师”，但这些“祭师”和“法师”都是有道观的道教徒，所举行的这些法事都是在道观或道观里委派出来举行的，是有根基的组织行为，故此，所举行法事的道徒也就叫“祭师”和“法师”，而乾隆年后，益阳的道观不复存在，道徒虽还在，却成了游方道士，虽然也有道行和法力，但终究是没根基底气不足，而举办法事时，原本尊奉在大殿的神和祖师爷，也不得不随道士地位的下降屈尊成为游方神，神像变小，由游方道士背着到做法事的人家暂借神位显灵作法。因此，作法的道士也就只能降格叫“师公子”，道教的神和道教司职人员虽然在“政治上”降格，但道教的法力和教内规矩却没因此而降格，“师公子”还是照样授徒和排辈，老百姓还是照样请师公子做道场和法事，在老益阳城区，“师公子”可说是担负起一半以上的救死扶伤、医治疾病的职责。
　　　　
　　　　三、“嘘法子”。“嘘法子”不管正宗的道教承认与否是属道教一脉，但事实上它还是属于道教的延续支流和普及形式，原因很简单，会这些“嘘法子”的人都是拜师公子或道徒为师，所供奉的也是正宗道教所供奉的神或祖师爷，只是会这“嘘法子”人的身份正宗道教不承认道徒的身份罢了，因此，它应该还属于道教范畴，是道教的民间体现形式。至于什么是“嘘法子”，为什么叫“嘘法子”？因是益阳的“特产”，故此，对外和对现代人还要作些介绍；所谓“嘘法子”，就是拜学了道教师公子的那么一两种法术和咒语，可专治一些疑难杂病的方法，严格的讲应该属于巫（巫也是道教的延续演变形式），如，化卡水，治蛇法，消无名苞毒，发奶咒，来经符，化汗咒、止哭符等等，这些，根据拜师的不同和杂病的区分，或烧纸，或画符，或化水，尽管方法各异，但有一点几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结束时都要念上一句；“太上老君急急如赦令”，然后嘘上一口仙气，表示病区灾免。也就是这嘘气的动作，益阳人便形象的叫做“嘘法子”。“嘘法子”虽叫法有些不恭，但它的普及和实用率却相当高，自然，掌握这种方法的人也特别多，在老益阳，几乎有百分之四十的家庭都掌握了那么一至两种“嘘法子”，这些“嘘法子”虽然有时灵有时不灵，但它多少为老百姓解决了一些及时的疑难杂症，应该说它还是灵的多，不灵的少，不灵的也不会产生对“嘘法子”本身的怀疑，只会认为是学法术的功夫没到堂，不然，是不会流传数百年的。
　　　　
　　　　四、禁忌。禁忌属于道教范畴，这一点，我想，只怕是道教的祖师爷在世都不会否认的，因这些禁忌的内容和形式，几乎都与道教的内容和形式有关，比如；黄道吉日、动土、八卦、方位等，可说是道教文化深入人心的一种社会形式。
　　　　
　　　　如果说“嘘法子”在老益阳是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或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所掌握的道法的话，那信禁忌的人，则可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在中国的老百姓中，可说还没有一种宗教或思想观念能有如此高的认同率。而禁忌的范围和内容，更是无所不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庆死丧无一不遵循禁忌的法则办理，比如，随便说一项吧，就说这讲话，这是除了死人和哑巴外都要表示是活人的起码行为，这其中的禁忌就比外地多得多也玄得多，不但禁忌不吉利的字眼，如死、屎、完了等，即使万一撇不开，也要用另外的字眼代替，如；去了货，堆，冒得路了来表达，而且，还要禁忌一些凶猛动物的称谓，如龙，则只能叫溜，虎只能叫猫，就连腐乳这种食品，因其中的“腐”在益阳话中与“虎”同音，故腐乳也就只能叫“猫乳”了，虽禁忌这东西各地都有一些，但信到益阳这种迷信的份上，只怕是国内少见，因禁忌的原因把腐乳说成“猫乳”的，国内也只怕就只有益阳了。
　　　　
　　　　至于其它方面的禁忌，这里可说是不胜枚举，可说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因此，这里不必一一细述。这里要说的是；如果犯了禁忌，应该如何对付和处理，因为这体现益阳人对待宗教态度的问题，也就是说，益阳人对待禁忌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远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勉强态度，而是“宁可信其有”的坚定立场，是很认真和虔诚的崇信。但既然禁忌太多，犯禁也就难免，尤其是小孩，更是口无遮拦，因此，经常有犯禁的善后处理现象；如儿童犯禁，大人必须赶紧补上；“童言无忌，百无禁忌”八个字，然后根据所犯的具体禁忌向过路的神鬼进行解释和赔礼道歉。如是大人犯忌，则应该由在场的智慧人接过话头，把意思转过去，如说“死人”，则要改说成“家中百事大吉，***大人西游了”。但如果做事犯禁，那则要视事态的严重性了，益阳人尽管性格温和，但在这犯禁的问题上却十分讲究原则性，解放前就曾流传一个穿草鞋误进落月产房的事件（益阳话“鞋”与“孩”同音，草鞋即草孩，昭示日后小孩命不值钱），穿草鞋的人不但挂了红（即买三尺三红绸挂在月婆子的房门上），而且还放了铳仗冲喜，还请了师公子作法冲煞，可说是费尽了周折，要不是解放，而穿草鞋犯禁的人又是地主成分，这起犯禁冲煞事件还不知闹到何年何月，因犯禁后，虽然又是挂红、冲喜、犯煞，保住了小孩暂时无事，但难保小孩日后有没有出息，这几乎是一辈子都扯不清的皮袢。
　　　　
　　　　可见这些禁忌并不一定给益阳人带来好处，相反还有很多麻烦，甚至是一种沉重的思想负担，可不能带来好处的禁忌，益阳人为什么数百年来还要深信不疑呢？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但这却是益阳实实在在的道教基础。